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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诲


安重诲,生年不详,卒于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应州(今山西应县)人,五代时期后唐大臣。
    安重诲年轻时即投于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养子李嗣源军中,因骁勇善战,才识过人而逐渐得到李嗣源的赏识。在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中,李嗣源引安重诲为心腹,安重诲视李嗣源为知己,二人结成莫逆。后唐同光四年(926年),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发生兵变,庄宗李存勖命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去平叛。李嗣源兵至魏州,反而利用兵变力量,与魏州士兵联合南下。李存勖为部下所杀,李嗣源入洛阳称帝,是为后唐明宗。安重诲因拥戴之功,益重受用,被任命为左领卫大将军、枢密使,兼领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一带)节度使,升侍中及中书令。
    庄宗统治后期,宠信宦官与伶官.迷恋女色,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得后唐君臣上下离心,民怨沸腾。明宗李嗣源继位后,铲除弊政,实行了一些为人民称道的改革。这期间,安重诲作为李嗣源的左膀右臂,以天下为己任,对内为治理江山社稷而出谋划策;对外为遏抑藩镇势力过强而穷尽智思。后唐明宗一朝,政治较清明,人民生活较安定,一时被称为“小康之局”,这与安重诲所作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明宗李嗣源虽为一国之至尊,但以马上得天下,不通文墨,四方奏章均由安重诲诵读。安重诲特设端明殿,招纳名土冯道与赵风,专门给明宗讲述治国安邦之经略,使其处理政务能力颇有长进。
    明宗为人虽宽厚,温和,但仍带有沙陀人之遗风,杀人轻率不顾后果。马牧军使田令方所养之马瘦弱且死亡率高,论罪应处斩。安重海劝明宗道:“使天下闻以马故,杀一军使,是谓贵畜而贱人。”明宗认为他言之有理,将田令方赦免了。明宗曾派回纥人侯三衔命回国。侯三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该地僻狭,平素未备驿马,县令刘知章外出打猎,未能将马匹及时给侯三以致误事。侯三返回京城后,告知明宗,明宗大怒,令人将刘知章锁拿至京城问罪。安重诲认为诛杀刘知章不妥,力陈斩刘之害处,刘知章才得以幸免。安重诲为国尽忠效力,斗胆直言,使君主收回成命,实属难得。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势力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一大祸害。安重诲深感藩镇林立,有碍集权,试图在削夺藩镇实权问题上能有所作为。
    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和任东川节度使的董璋蓄志谋反,由来已久。安重诲早就想将其裁抑,适遇两川守将更戍,便委派自己的精兵良将,逐渐将其地盘分割、蚕食。孟知祥、董璋二人察觉出安重诲的意图,颇不安宁。后来,安重诲派李严为西川监军,盂知祥发怒曰:“天下藩镇皆无监军,安得尔独来此?”将李严杀掉。安重诲又将东川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县)分割出来,曰保宁军,任命亲信李仁矩为阆州节度使,以挟制董璋,被董璋派人杀死。安重诲削藩之举虽未获得成功,但他为巩固后唐中央政权而解除藩镇军权,缩小其统治地盘,是有进步意义的。
    长期的宦海生涯,使安重诲具有一定的洞察事物,防患于未然的政治远见。后唐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任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节度使,安重诲认为李从珂非李嗣源亲生,素日手握重兵,野心勃勃,日后必为国家隐患,便以内调李从珂为名,行削夺其军权之实。李从珂闻讯,纵容部下、牙内指挥使杨彦温举兵反叛。明宗得知,派人诱降杨彦温,而安重诲则力主用兵,委派侍卫指挥使药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讨伐,斩杀杨彦温。安重诲以此为契机,奏请明宗罢免李从珂节度使一职,并多次暗示李从珂失职,应依法从重处置,以求拔本塞源,除恶务尽。这种作法,引起明宗不悦,君臣间发生激烈冲突,从此产生裂痕。直到安重诲被杀时,还大声疾呼:“其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果然,如安重诲所料,明宗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不久,长期觊觎帝位的潞王李从珂便取而代之了。
    安重诲在明宗当政时因功获宠,成为权倾天下的人物。朝廷中军政要务,事无巨细,均予裁决,这些虽然使他做出了不少正确决策,但也使他滋生了专横跋扈、恣意妄行的作风。
    一次安重诲外出,路经御史台门口,殿直马延无意冒犯了他,他当即拔剑将马延斩杀于御史台门口。宰相任圜掌管国家财政,因政见不一与安重诲发生争执,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而怏怏不乐,便以病为由辞职,退居磁州(今河北邯郸)。任圜府中有一歌妓,能歌善舞,生得温柔俏丽,安重诲欲纳之为妾,遭到任圜拒绝,二人关系更趋恶化。后来,朱守殷谋反,安重诲派兵假传圣旨到任圜家,诬任圜与朱守殷合谋叛乱,逼他“聚族酣饮而死。”这种置政敌于死地的做法,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连安重诲本人也自觉理亏。
    安重诲控制朝政,威慑百官,欺上瞒下,甚至明宗本人也畏他三分。夏州(今陕西靖边县)李仁福得知明宗喜好鹰鹞,便派人送来白鹰,安重诲拒绝纳之。待他一离开,明宗心痒难挠,急忙派人将白鹰悄悄带回宫中,然后弄到京城西郊嬉戏,一边玩,一边仍心有余悸地对随从说:“勿使重诲知也。”安重诲欺君擅权,对其心腹,偏听偏信,竭力袒护纵容,以致造成冤案。一次,安重诲派亲信韩玫、副供奉官乌昭遇出访吴越国。韩玫依仗安重诲权势,当众多次凌辱乌昭遇,并在酗酒后用马鞭抽打他,其劣迹很为吴越君臣所不服。吴越国王钱镠欲将此事告知安重诲,乌昭遇觉得有辱于后唐国,执意不让。韩玫返回后唐,反而在安重诲面前诬陷乌昭遇,说他面见钱镠,卑躬称臣,将朝廷机密泄露于钱镠。安重诲轻信谗言,未加查明就逮捕了乌昭遇,使其屈死于狱中。
    安重诲身兼要职,独断专行,逐渐不能为明宗所容。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上奏章弹劾安重诲私自招募士卒,整械备装,图谋不轨,这使对安重诲猜忌日深的明宗更为不安。此事虽经查证为小人诬陷,明宗亦将李行德、张俭等人灭族,但君臣间隔阂仍未消除。安重诲见自己威震人主,欲急流勇退,接连申请辞职,最后被批准以太子太师致仕。不久,明宗仍怕他心怀异志,任命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以监督安重诲。李从璋派重兵包围了安府,然后冲进安府,用大棒猛击安重诲夫妇头部,皆死于乱棒之下。
    安重诲作为后唐明宗的股肱重臣,有一定的政治才能,懂得济世安邦之经略,辅佐明宗,使明宗在位的7年(926—933年)里,战事稀少,屡有丰年,人民获得短期的休养生息。但他一旦在政治上得势,就不能礼贤下士,回避权宠,而是欺君蔽主,刚愎自用,最终以悲剧告终。

                                                  (本文作者: 孙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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