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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升


范升,字辩卿,生年不详,卒于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东汉代郡(今山西代县)人。他是东汉初年较为著名的经学家。
    范升幼年时丧失父母,生长于外祖父家中。他喜好读书, 9岁时就能通晓《论语》、《孝经》。长大后,就专门研究《易经》和《老子》,并以教授生徒为业。范升所研究的《易经》,是西汉宣帝时由梁丘贺这个人传下来的,所以称为《梁丘易》。
    范升的青年时期,正处于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宁的时期。其时,青徐一带的农民起义已经发展蔓延,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但王莽政权还在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大批征发兵力,攻打周边少数民族。另一方面,为了标榜自己的贤明,还在不断笼络文人学士。故此时范升被王莽政权的大司空王邑征用,引为汉曹史,辅佐王邑制定政策。范升很了解全国的局势,曾专门写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当时的危险不只来自外族,而主要来自国内,所谓“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他指出,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是田地荒芜,粮价腾跃,吏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他奉劝王莽政权迅速改弦更张,并以十分急切的心情,表示要亲自见到王莽,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利令智昏的王莽政权非但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反而认为他在危言耸听,遂把他送上巡视地方的车子,将他送到上党,说是让他到那里巡视。其时,刘秀的起义军已经占领上党,范升遂留在了起义军中。 因为范升枉当时有一定的学术声望,而且颇懂政治,所以东汉建立以后设立经学博士时,他与粱恭等人被刘秀立为《易经》博士。他很谦虚,认为自己比粱恭年轻,又不比粱恭经学深明,曾上疏要求更换他人。刘秀因此更看重他,多次下诏引见, “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自西汉以来,一些懦生就以讲经为名,把自然界出现的一些怪异现象与人事的安危祸福联系起来,用经学的条文加以解释论证,后人有称这种懦术为“天人之学”的。这种风气,在齐地尤盛。特别是对于《易经》的讲究,更把它当作占卜未来吉凶安危以及重大政治变动的卦书来看待。刘秀建立后汉后,不少儒生就大言吹嘘,说这是他们早已予料和推断出的事情。刘秀虽然不信这种胡说,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很推崇这种君权神授的现点,所以,到东汉时期谶纬之学更盛行起来。刘秀还企图把一些专门研究“天人之变”的易学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经学抬高到至尊的地位,在中央为之设立博士员位。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正月,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刘秀在背后支持,下诏让当时的公卿大夫、博士们讨论。所谓《费氏易》,是指西汉齐人费直所传的易经,是以《易经》来占卜筮问的专门学问;至于《左氏春秋》,即左丘明的《左传》,在当时亦被有人当作占验政治变动的专学。对于这个建议,范升坚持反对意见,他与韩歆、太中大夫许淑等人展开激烈辩论,至“日中乃罢”。他认为,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在他看来,《左传》是左丘明对于春秋重大事件的解释,违背了孔子褒贬之大义,是不能当作圣经来看待的。至于《费氏易》等类,则更属经学异端,根本乙不可登大雅之堂。这是他公开提出的理由。实际上,他从刘秀巩固统治地位的利益出发,有着更高的考虑。在这场辩论之后,他就专门给刘秀上了一封奏章,说明他反对多立经学博士的真正用心。他认为,刘秀痛疾学术的衰微,用心于学术,务求广见博闻,这种用心是良苫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求广而不求精,势必引起诸家竞起,争取自己的官学地位,会使杂七杂八的东西充斥其间, 长久争论不休。到那时,听从这些非正统学问的议论,就会失道,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议论,那就会失人,将会进退维谷,“恐陛下必有厌听之倦”,难以驾御这种局面。他反复奉劝刘秀,说刘秀“草创天下,纲纪未定,”“奏立《左》、《费》, 非政急务”;要刘秀向汉武帝学习,“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正其本末,方可治理万事。他的劝告,终于使刘秀觉悟,放弃了广立经学博士的打算。
    从范升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死啃经书、食古不化的书生,而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相当敏锐的政治见识。他善于观察分析形势,也有足够的应对之策,这是他能够受到刘秀的重视和礼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从汉武帝把儒学抬到独尊的地位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一种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以讲求忠孝仁义为本,以孔夫子的传教为经,在统治阶级中逐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背离了这些经训,那就会使封建统治的秩序发生混乱,政治思想的统治就会动摇。从西汉后期以来,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十分重视经学的本源和师传,不使异端学说混杂。范升不愧为明智的儒生,他认为,只有讲《诗》、《书》,修礼乐,才是政之急务,而广立博士,只会搞乱人们的思想,防碍东汉政权的巩固。正是从封建政治思想统治出发,他针对一些人以司马迁多用《左传》为由,请立《左传》博士的议论,专门举出司马迁违戾五经,背谬孔子的言论,以及左传误解《春秋》的例子,对这种议论加以反驳。这也说明他多么注意和用心于东汉政权的思想统一。
    范升毕竟是一位儒生,他大概明于辨事,而不熟悉实际。汉明帝永平年间,他曾出任聊城县(今山东聊城县)县令,很快就被免职。不久,死在家中。但在中国儒学发展史和政治思想史上,他还有一定的地位。

(本文作者:马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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