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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


慧远,原姓贾,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学家。
    慧远生活的时代大体与东晋(317一420年)相始终。东晋政权是门阀世族政权,大量南下的侨姓世族和江南土著吴姓世族是这个政权的支柱。几个大的世族集团轮流控制朝政,是东晋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这个政权从建立初,其内部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斗争。从东晋中期以后,原来为世族崇尚的玄学逐渐走向衰退, 统治集团为了维系和调整统治秩序, 开始从儒学与外来宗教即佛教的结合上寻找出路。在中原地区, 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氏、羌等少数民族争相建立政权,使中原陷入长时期的战争和动乱之中,客观上为佛教的发展和深入下层社会提供了机会。同时,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经三国,西晋两代,到了东晋已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慧远一生曲经历及其佛教活动和他对佛教思想的改造和创新都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
    慧远出生于世宦家庭,家境优裕,13岁时随舅父令狐氏游学子河南许昌和洛阳一带。史载: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郎拔,虽宿懦英达,英不服其深致”。慧远年轻时,原打算到江南从豫章名儒范宣子隐居,正逢东晋殷浩,桓温连年北伐,局势混乱,道路不通,无法南渡,当时高僧释道安在太行恒山(在今河北曲阳县)建寺,传道讲经,遐迩闻名,于是慧远携同其弟慧持前往参见。在那里听了道安法师为僧众讲解的《般若经》后,“豁然而悟,乃叹曰:‘儒遣九流,皆糠枇耳’。”遂与慧持一道拜道安为师,出家为憎。
    慧远信仰佛教以后,以立宗弘法为己任,常秉烛夜读,勤诵精思,无时懈怠,又兼思路敏捷,对佛教教义有惊人酌即解力,很为道安所器重,常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慧远24岁时,便登坛讲授《般若经》。《般若经》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经典之一,在西晋尤为盛行。《殷若经》把整个字宙分为两部分即“色”与“心”。认为以色构成的物质世界和以心构成的精神世界都是因缘合成的、虚幻不实的,是空的,世界上一切皆空,而空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法性”、“真如”。东晋时解释《般若经》的人很多,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说法,由此分为“六家七宗’。道安属于本无义一家,主张万物本性即“空”、“无”,而“空”和“无”是有形象的万物的最后根据,慧远继承了道安的理论。当时听众对慧远所讲的《般若经》中的“实相”,即所谓超时空的本体感到很难理解,质疑很多。慧远便援引《庄子》来剖析经义,使听者顿时晓然。此后道安特准慧远可依据佛教以外的经典解释佛义。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慧远随道安南下湖北襄阳讲经。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襄阳被苻秦军队攻陷,道安为秦军所获,慧远带领徒众lo多人南下荆州。他本拟前往广东罗浮山栖身传道,路经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庐山居士慧永见了,执意挽留,慧远也为庐山幽静的环境和秀丽的景色所吸引,遂定居下来。初居龙泉精舍,后移居西林寺。慧永请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特为慧远建东林寺。
东林寺座落于林壑之间,有香炉峰、临虎溪环绕其间格外幽静,又有鸟兽草木,崖岭瀑布,风景如画,是天然的佛教圣地。从此,慧远定居庐山,影不出山,迹不入市,送客不过虎溪。居东林寺30余年,直至逝世。
    慧远在庐山期间,除执经讲学、撰写佛典外,还同当时东晋南朝的显贵名流进行了广泛的交往。
    在庐山期间,慧远执讲的佛经主要有《般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世说新语·规箴篇》载:“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中惰者,远公曰: ‘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珲,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座,讽诵郎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肃然增敬。”在东林寺以慧远为领袖,遂渐形成一个庐山僧闭。慧远的门下,最为著名的有随他—道出家的慧持,以及慧远的弟子慧观、僧济、道祖、僧彻等。
    慧远继承道安的遗志,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弘扬佛法。他对当时流散在大江南北的西域高僧和中土僧人都悉心接纳, 虚心请教。当时江南佛教经典很不齐备,慧远特遣弟子法净等西出流沙,到域外求经,得《华严经》等200余部。太元十六年(391年),慧远闻 宾沙门僧伽提婆南游到浔阳,特派弟子迎之入山,请其译出《阿毗昙心》、《三法度》两论,并亲为两论作序。他听说昙摩流支来华,精于律藏,特致书求请补译《十诵律》,又迎中印禅师觉贤到庐山,请其传授禅经。
    当时,龟兹沙门鸠摩罗什是著名的翻译家,是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鸠摩罗什到了长安,慧远即遣人致书问候,以后常用书信同鸠摩罗什印磋经父。当时长安和庐山是我国北方和南方两大佛教中心,而鸠摩罗什同意远是当时我国佛教界的两大巨子,各领南北佛教。慧远同鸠摩罗什10多年的交往联系,促进了南北佛学的学术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东晋佛教的发展。
慧远居庐山期间,同当时江南以及北方的王公贵族、世宦名流也有着极其密切的交往。慧远初到江州,刺史桓伊为他建寺。桓伊死后,王凝之任江州刺史, 曾赞助僧伽提婆在庐山为慧远翻译《阿毗昙心沦》,以后历任江州刺史的桓伟,桓石生、何无忌等都与慧远有过密切的交往。谢灵运是当时江南的大文豪,恃才傲慢,全不把当时江南的名士放在眼里,但一见慧远便“肃然心服”。晋室重臣桓玄威振江南,途经庐山,特派人邀慧远相见,慧远称疾不出。桓玄遂亲自入山相见,见到慧远后深为钦佩,以后又致书请他罢道从政,慧远辞意坚决,不为所动。元兴元年 (402年),桓玄杀司马元显攻入建康,自称太尉专制朝政, 下令沙汰僧,尼,但却特别命令庐山不在“搜简之列”。以后桓玄又提出沙门礼敬王者的命令,并致书慧远。慧远作《答桓人尉书》,明确表示沙门是脱离世俗的“方外之宾”,不应礼敬王者。此后他又将这一主张作了详细的论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专文五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沙门不敬王者的主张。
    当时北方后秦统治者姚兴也常致书慧远,并不断赠送礼品和佛教法器。此外,慧远同东晋农民起义领袖卢循也有过交往。晋安帝义熙六年(41O年),卢循从广州起兵北上,占据江州 (今江西九江一带)时,专程赴庐山和慧远相见,以后又捐送礼品给慧远。此举不仅没有受到后来镇压卢循起义的刘裕的责难,并且刘裕也同慧远保持了友好往来关系。
    慧远一生著述颇富,他的著作据《高僧传·释慧远传》的记载,后人集为10卷5O篇,大多佚失,现存的按类别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沙门袒服论》论文4篇;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大智论钞序》、《阿毗昙心序》、《三法度论序》、《念佛三味诗集序》五篇序文;此外有书信14篇以及一些铭、赞,记、诗等,主要收集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解放前,上海佛学书局印行的《慧远大师集》,1935年苏州弘化社印行的《庐山彗远法师文钞》一册,其中正篇收慧远遗文38篇,附篇收集了有关慧远的传记、碑文、诗、杂事等,也可供参考。解放后,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由石峻、方立天编选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收编了慧远的著作,亦可供研究者参考。
    慧远的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慧远以魏晋以来的玄学理论为基础,继承了释道安的三世报应学说和神不灭理论,同时吸取和借鉴了当时盛行的毗昙学和禅学,从而制造了一套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佛学新体系。
    魏晋时代思想界的理论重心主要是明宗、求宗,即探求宇宙的本源,玄学的创始者王弼主张以无为主,以为无形无名为万物之宗。东晋时代的佛学正是循着这一思路传播和发展的。慧远从道学的形神观出发,认为现实多变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实体,一个不生不灭的神的存在,他把这个不生不灭的神推演为佛学的“法性”,“法身”,认为“法性”、“法身”就是不能改变的“至极”,慧远在《法性论》中说: “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慧远的法性思想可以归终为以下三点来表述:一、就宇宙万物来说,法性即事物的自性、真性;二、从佛教的论证来说,法性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佛教的“至极”状态,是永恒常往,不坏不灭的;三、宇宙万物的法性和佛教修证中的涅槃是统一的,涅槃以法性为本性,而得到法性就是体证涅槃。慧远又进一步把法性学说同神形理论联系起来,认为佛教有个至高的、真实的叫“神”,这个“神”也即“法性”,是以四大(地、水、风、火)的物类实体为依据,而世俗中各种变化的色像,都是以实体为依据的不变的神的幻化。他又进一步论述了“神”与“形”,“神”与“情智” 的关系, 认为神一旦要受到情智的牵连,就会沦落,陷入十二因缘的轮回过程中,据此又提出了三世报应说。慧远依据佛经阐述了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说,他说:“三业体殊, 自同有定报,定则时来必受。”
    如何才能避免因果报应,超脱轮凹呢?慧远要求人们抛弃贪爱,安于职分,要求每个人对社会、对他人都应当不分彼此,无视客观事物的差别,要信佛、积善,修功德。同时慧远还创造了一套净土信仰方式。
    慧远根据东汉支谶翻译的《般若三昧经》,三国时期康僧铠翻译的《无量寿经》和鸠摩罗什翻译的《阿弥陀经》,创造了一套简单易行的禅定念佛法。所谓禅定就是要对西方极乐净土有坚定的信念,要坐在法堂上,一心一意,凝息思虑,专注于念佛。在禅定的基础上,慧远又提出了念佛三昧法。念佛三昧法是禅定十念之一,具体方法是,一是称名念佛,即念佛名,口念佛号7万、10万声,即可成佛,二是观想念佛,就是静坐入定,观想佛的种种美好形相和功德威神,三是实相念佛,就是洞观佛的法身。慧远的念佛三昧是观想念佛、智慧念佛。慧远的净土信仰和禅定念佛法为以后的山西净土崇拜奠定了基础,到北齐时又由山西代县人昙鸾将此法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佛教信仰中的一个重要派别。
    慧远的法性论、三世报应说和净土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它集中反映了东晋时期的佛教发展倾向,慧远的佛教理论代表了东晋门阀世族的政治要求,为门阀世族的特权地位和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作了论证,同时也为下层人民进入“净土极乐世界”开了一张廉价的门票。
    慧远毕生致力于佛、道、儒三教的融合,他说:“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把佛教称为内道,把儒、道称为外道,以佛教为主体揉合儒道,通过对佛法与儒学、道学的互相论证,互为补充,使佛教与儒道结合起来,从而使外来佛教最后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意识的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李书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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