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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充


贾充,字公闾,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 , 卒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282午)。西晋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他历经曹魏数代,在魏晋交替之际,为司马氏集团的篡魏活动立丁功劳,因而成为西晋开国时期的重要权臣。
  贾充之父贾逵,是曹魏时期著名的州刺史,被封为亭侯。他是贾逵晚年所生,继承了贾逵的爵位,在曹魏时做尚书郎,负责过律令的制定,以及财政的收支。由于他办事负责谨慎,为朝廷节约了用度,所以逐步被拔擢为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在司马氏的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贾充为司马氏集团看中,于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为大将军后,就入了司马昭的幕府, 参议军事;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镇守扬州的将领毋丘俭、文钦等联合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贾充跟随司马师出兵镇压了毋丘俭等人。不久,司马师病重返回许昌,又命贾充留在扬州,监管军事,足见他被司马氏集团的信任程度。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位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把持了朝政,贾充转任司马昭的长史,参议最高军事。这时的贾充, 已经是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谋臣了。 当时, 魏国在其边疆设置了重兵,有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和征北将军,分别驻守于淮南,关陇,幽燕等地区,以防守边境。这些地区的将领,都手握重兵,是军事上的实力派。司马氏集团虽已掌握了朝政实权,但仍害怕和警惕着他们的反抗。所以,在司马昭继位大将军后,为了进一步篡夺魏国的权力,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身上。贾充对当时的形势也已了如指掌,积极建议司马昭派遣参谋僚佐出使四境,慰劳边防将士,观察他们的意向。淮南之地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根据地,在司马昭掌握朝政前,即先后有王凌、毋丘俭等人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篡魏的大规模行动,司马氏集团虽然将这两次反抗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它的影响却不是军事手段所能消灭的,这里仍然是司马氏集团最不放心的。因此,贾充是被派往淮南,侦察动静。贾充到淮南,见到了征东大将诸葛诞,替司马昭游说,试探诸葛诞对司马昭的态度。当贾充谈到京城洛阳之内的朝臣都希望司马氏代替曹魏时,立即遭到诸葛埏的严厉斥责,骂他忘记了祖宗,出卖社稷,并严正声明,如果曹魏政权被颠覆,他将以死来保卫它,贾充看到诸葛诞不能被说服,回到京城洛阳后。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司马昭,并且为司马昭出谋划策,要司马昭火速召诸葛涎进京,以逼其早日起兵,而后法制人,给诸葛涎加上正叛的罪名,发兵讨之。司马昭再次听从贾允的建议,下诏召诸葛诞进京,诸葛诞知道事机泄露,遂备兵门守。然终因势力寡弱,内部纷争,最后被司马昭击败了。就在司马昭围攻推南时,贾充一直跟随在司马昭左右,并提出以深沟高垒围困诸葛涎的办法,为击败诸葛诞的反抗而立了大功。所以,战争结束后,他由亭侯被封为乡侯,食邑共1300户,官升至廷尉。不久,又转为中护甲,统领禁军。
  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司马昭被进位为相国,封为国公,并九锡礼,享有8郡的食邑地,已经是名实相副的魏国最高统治者了。但是,傀儡皇帝的存在,还阻挡着他登上帝位。因此,司马昭步步进逼,迫使曹髦退位。曹髦虽然人权旁落,却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孤注—掷,作最后的反抗。甘露四年(259年)四月,他不顾自身力量的薄弱,终于亲率殿中宿卫和奴仆冲出宫门,要到司马昭的相国府中进行讨伐。他所率兵卒虽没有战斗力,但由于他本人还有皇帝名号在身,所以,当他率徒—路奔冲的时候,就连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仙所率兵博士也都散走趋避。这时,贾充率兵进入皇宫南门外,迎战曹髦。曹髦挥剑冲杀,贾允的士卒步步退让,即将溃散。贾充看到士卒退避曹髦,急忙命令他的下属成济,说: “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示意成济不要犹豫,立刻除掉曹髦。成济得了贾充之令,迎击曹髦,将曹髦刺死于他的战车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贾充为司马氏的篡位立了殊勋,因此被再次封侯,增加食邑1200户,官升散骑常侍,统领洛阳城外诸军。他与裴秀,千祜、荀勖等人成为司马昭的腹心之任,他本人特别受到司马昭的信任。 “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
  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魏国的政权转移到司马氏集团手中。贾充因拥立晋武帝司马炎有功,被封为车骑将军、尚书仆射,散骑常侍,封为郡公。其母亦受封称太夫人。自是,贾充操纵晋朝中枢权力近20年,权势煊赫,为维护晋朝的统治费尽了心力,也为稳固自已的地位玩尽厂各种权术。
贾充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氏父子权势炙手可热的时期,他本人又是司马师、司马昭直接栽培成长起来的,对司马氏父子自有较深的个人感情。而对曹魏来说,除了他是曹操豫州刺史贾逵之子,以及名义上的曹魏政权的朝臣之外,可以说再没有什么联系。这就使他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中,很自然地站在司马氏集团—边。贾充对于曹魏时期的刑役繁苛,累年征伐, 也甚感厌恶,渴望得到—个安定的环境和社会,这从他的为政中可以看得很明显。
  贾充自出仕以来,就致力于法律令章的制定和研究,在司马昭击败诸葛诞的反抗之后,他被任为廷尉,主管刑狱,《晋书》本传说他“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说明他在当时纠正了一些冤案。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他又受司马昭之命,修订法津,到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历经4年时间,在《汉律》9章的基础上,增加11篇,合为20篇,成为晋朝法律。这部刑法,是在曹魏原有刑法的基础上,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事从中典,归于益时”,除去了曹魏时期的繁苛刑律,保存了它的平简易行的内容,取事于中常之法典,使之适用于当时的形势。从具体内容来看,确实较曹魏时期的法律条令有所宽减,所以颁行之后, “百姓便之”。司马炎在嘉奖贾充等人的诏书中,也说这部刑法“刑宽禁简”,没有辜负司马昭的旨竞。这就足以说明贾充对曹魏苛刻繁杂的刑法的不满,以及对司马氏在刑法上去繁苛,务宽简宗旨的拥护。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贾充主持了晋朝的日常事务,他“务农节用,并官省职”,为晋朝的经济恢复尽了一定努力。贾充历经曹魏数世,对当时社会经济情况是有所了解的,出于稳固司马氏政权的用心,他也认识到,只有尽快恢复经济,才能使当时的地主阶级尽快忘掉旧朝,拥戴新朝。自然,他能够这样做,在客观上还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但是,贾充拥戴司马氏集团,是抱着十足的个人野心和欲望的,他深深懂得,司马氏除了依靠武功之外,主要是采取阴谋篡劫活动夺取了曹魏的政权的。因此,在这个善于阴谋诡计的集团中,贾充也学会了一套奉迎趋上,固结自身的权术。他“颇好进士”,士人也多受其引荐,入朝为官,所以在他身边很自然地形成一个集团。他与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冯 ,“相为党友,朝野恶之”。他把持朝政,排斥贤能,为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所反对。有一次,晋武帝与裴楷谈论他的治国得失,裴楷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只因陛下使贾充之徒当朝,所以你的德望还难比尧、舜。并告诫他要“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晋武帝身边的任凯,以及河南府尹庚纯等人,也因贾充当权,阻塞言路,深怀不满,常常提醒司马炎提防贾充。由于不少正直有为之士的推动,司马炎对贾充当权也口益感到忧虑,开始寻找解除其职务的机会。当时,正遇到晋朝的西部边境氏人起兵, 司马炎就听从任凯等人的建议,下诏让贾充出镇关中,以便乘机解除他的权柄。诏书一下, 朝野人心大快, “朝中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贾充深感大势将去, 内心十分慌悲。
  正在贾充忧虑难解,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的党友荀勖又为他献上一条稳固地位的妙计。就在百僚送贾充即将赴任吴中的时候,荀勖乘机为他策划,让他把女儿许与太子司马衷。贾充认为此为上策,并请荀勖为之说项。经过皇后、荀勖等人的再三游说,司马炎终于同意了太子的婚事,又加上当时京师连下大雪,平地雪积2尺,大军不能行动,贾充就被留在了京师,仍然担任原来的官职。
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贾充常常随风转舵,毫不顾及自己的名誉。他的长女先许司马炎之弟司马攸为妃,后又许少女为太子妃。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病重,朝廷大臣认为司马炎如果死去,司马攸就可能废掉太子,自继帝位。贾充也满以为太子火势将去,对司马攸十分奉迎,而对另一位女婿、太子司马衷疏远、冷淡。当时的河南府尹夏侯和就劝他,对两位女婿要同等待遇,做人不能这样不讲道德。贾充听了,置若罔闻。可没有想到,司马炎并没有因病即亡,当他病好之后,听到贾充要拥立司马攸的消息后,十分恼怒,立刻取消了贾充所掌握的兵权,只是没有改变贾充的地位和待遇。
  就在他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京城洛阳发生日蚀,因为这是权臣当国,天下黑暗的征兆,所以,贾充借此机会,请求逊位,以此要挟司马炎。对于这位开国功臣,司马炎自然要礼让三分,所以,不但没有答复他的请求,还又加封了他的食邑地,地位也上升到太尉、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 “宠幸愈甚,朝臣咸侧目焉”。
  从泰始五年(269年)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准备统一吴国的战争。以贾充为首的权臣,生怕主张进攻吴国的武臣以平吴之功而得势于朝廷,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而极力阻挡对吴国的统一。至咸宁五年(279年), 吴国衰败之迹已经明显暴露,杜预从襄阳上表备述吴国形势,请求迅速发兵的时候,贾充、荀勖、冯 等人还在拼命阻挡,只是司马炎动了怒,他们才不敢再争论这件事。
当统一吴国的战争正式开始时,贾充又被任为大都督,节度诸军事,假以天子旗号。贾充又生怕平吴无功,借口年老不能为帅,极力推辞。可司马炎力主平吴,声称贾充如不愿为诸军统帅,他将亲征。在这种情况下,贾充才勉强同意出征。由于他这对平吴抱着消极态度,所以在整个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他总是站在这次统一战争的对立面,虽然身为大都督,却没有做出任何功劳。因此,等到吴国统一以后,贾充既感到惭愧,又感到恐惧,急忙到司马炎面前请罪,司马炎大功告成,也就不再追究那些往事了,这也就使得贾充得到保全。
  平吴之后不久,贾充便因病去世。他死后,司马炎以最高的礼仪,最丰厚的陪葬品安葬了他。
他死后,在讨论他的谥号时,有人就给他定为“荒公”,意思是说他在朝在家都是昏乱不堪。只是由于司马炎的庇护,才把他的谥号定为“武公”。
  贾充在整个政治活动中,尽管他玩弄了各种权术,但在晋朝恢复经济、建立法制方面也做出过一定贡献,是一个不能完全否定的人物。

(本文作者:马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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