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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谞


裴谞,字士明,生卒年不详,裴宽之子。裴婿明经及第后.初仕河南参军事,累迁京兆仓曹参军,由于虢王李巨的表荐,又调为襄、邓营田判官,他为人清明豁达,举止潇洒。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攻陷东都洛阳。当时裴諝因为母亲故去,正在洛阳家中守孝,叛兵入城之后,就逃到山谷之中隐藏起来。史思明曾经是裴宽的部将,因怀念裴宽旧日的恩德,加之早已闻知裴谓的名声,于是派出骑兵四处搜寻,找到之后,高兴得连呼“郎君”,立即授以伪职御史中丞。裴諝虽然迫于无奈,表面接受下来,但他内心却是忠于李唐王朝。所以当安史叛贼在洛阳大肆残害唐室宗亲时,他总是利用职权之便,暗中千方百计予以宽解拖延,使数百人赖以保全性命。为时不久,裴諝了解到叛贼的内部虚实之后,立即起草奏疏向唐朝廷报告。此事不幸败露,史思明愤恨得连声责骂,几乎要把他杀死,裴諝始终不为所动。所以当安史叛乱被平定之后,唐朝廷为表彰他的忠诚,特地提升他为太子中允,并很快地又迁考功郎中,多次被唐肃祟设宴召见。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入寇,兵至长安城外的便桥。当时代宗皇帝避难到了陕州(河南陕县),满朝文武四出藏匿,六军逃散。唯有裴諝带上考功南曹的印鉴徒步奔赴皇帝行营。庸代宗感叹地说:“疾风知劲草,裴諝果然大堪信任。” 并准备提升他为御史中丞,由于宰相元载的阻挠,拜为河东租庸,盐铁使。
永泰元年(765年)春天,关中大旱,斗米值千钱。裴諝入朝奏事,唐代亲一见面就问他全年的收支情况,利润有儿成?裴諝迟迟未予回答。唐代宗又问,裴諝说:“我正在想问题。”问说;“想什么?”答道:“臣自河东至京师,三百里之内,所经之处禾稼全部未能种上,农民们愁苦忧伤,束手无策。本以为陛下体念天下百姓,见臣后必定首先问老百姓的疾苦,哪曾料到却是关心臣为陛下营利几何。孟子说过:‘治国者,仁义而已,何以利为?’所以我未敢马上回答陛下。”唐代宗深为感动,说:“若非你讲,我听不到这样的忠谠之言。”于是改任裴諝为左司郎中,并多次征询他关于政事的意见。由于元载的忌恨,裴諝不久又外调虔州(江西赣县)刺史,历饶(江西鄱阳)、庐(安徽合肥)、亳(安徽亳县)三州刺史,才内稠右金吾将军。
    唐德宗即位之初,以刑名治天下,满朝文武无不凝神屏息,唯恐越雷池一步,招来灾祸。当时,唐代宗的丧事行将结束,而禁屠杀的命令尚未撒消,尚父郭子仪的家奴却在家宰羊。裴諝依例立即向德宗举报。唐德宗由此认为裴諝不畏强权,对他很有好感。有人不以为然,责问裴諝说:“尚父有功干社稷,难道你连一点小过也不肯庇护他?”裴諝笑道:“这里的奥秘你就不懂了。尚父功高位尊,隆盛无比,新天子初即位,一定以为党附他的人很多,对他心存疑忌。如今他有小错我即举发,恰好证明了尚父并不恃权仗势。这样做,对上我们尽了为臣之道,对下则维护了大臣的安全。这何乐而不为呢?”问者自愧不如。
    唐德宗为了使民间冤抑上达天听,特地在朝堂之上设置了一个三司合议机构,审决民间狱讼。于是每天朝堂前面,人情汹汹,凡有争辩不服者就来击登闻鼓,应接不暇。裴諝认为这项措施不妥,上奏说:“设置谏鼓、谤木之类,原本是为了洗雪沉冤、延纳直言,如今诡谲狡猾之徒随随便便就来惊动皇帝。所争不过一些细微小事。这样下去,还要各级官吏干什么?”唐德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各类案件又复归于有关机构处理。裴諝考虑到各级执法官员往往舞文弄法,凭一己好恶恩怨,任意轻重量刑定罪,于是就编写了《狱官箴》献上,以起讽劝警戒之用。
    裴諝后来因事受到牵连,被贬为阆州(四川阆中)司马,但不久即召还为太子右庶子,后历兵部侍郎,至河南尹、东都副留守。裴諝因先祖曾有四代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所以上任后,一直不肯坐在主位上处理公务,他以宽厚和易著称。《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十有两则故事,可以窥见裴諝当日的风范。
    一则是:有次从外面递上一份文书,却误把字写在纸的背面。在封建社会下级对上级呈文发生选种事,会被认为是一种“不敬”的行为而引起误会,遇挑剔严酷之人,有时还会酿成比较严重的事件。而裴谓却径直在原文上下判悟道:“这畔(半)似那畔(半),那畔(半)似这畔(半),我也不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
    又一则是:有两名妇人为争一只猫来打官司,递上的诉状这样写着:“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裴諝看后大笑,也不以妇人们痴愚为怪,下判决说:“猫儿不识主,傍家逮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諝。”自己把猫留下,两个妇人的争执也随之消失。
    裴諝享年75岁,死后赠礼部尚书。

 

(本文作者:孙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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