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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蕴


裴蕴,隋朝人,祖籍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生年不详,卒于隋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时政客。
    南北朝刘宋时裴蕴的四世祖裴寿孙南下寓居寿春(今安徽寿县);祖父裴之子,曾为梁朝卫将军;父裴忌是陈朝的都官尚书。陈大建十年(578年)裴忌与吴明彻伐周,为周所俘获,从此投诚归周,被赐爵江夏(今武汉武昌)郡公。这时裴蕴在陈朝任直阁将军,扑宁(今广东兴宁县东北)令。
    隋灭陈前夕,裴蕴以其父在周的关系,暗中奉表于隋文帝,表示愿为内应。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隋文帝在审阅南朝“衣冠之土”时,对裴蕴特别嘉奖,以他“夙有何化之心”,越级封他为仪同三司。当时任左仆射的高颖不清楚内情,进谏说;“裴蕴无功于国,宠踰伦辈,臣未见其可。”隋文帝不仅未采纳谏言,反而又加封裴蕴为开府仪同三司。裴蕴能言善辩,善于迎奉,后又任洋{今陕西洋县)、直(今四川西乡东)、棣{今山东阳信县)三州刺史。
    隋炀帝大业初年(605年),裴蕴升为太常少卿,成为内朝官。他把握时机,迎合隋炀帝好乐,奏请将南北朝“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编为乐户,将擅长音乐百戏者,轮流到太常寺供奉,致使异技涩声会集乐府之中,乐人们相互传授,以致乐人猛增到3万余人,甚得隋炀帝的赞赏,裴蕴也由此官迁为民部侍郎。
    隋王朝统一中国后,为了便于对人民的控制,于开皇五年(585年)曾命州县貌阅,以严防脱漏户籍,隐瞒年龄,逃避赋役。裴蕴在任刺史职位时,深知“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欠租赋”。于是他上奏隋炀帝,再度貌阅,核对面貌特征,年龄虚实,以清理户口。此次貌阅规定,若一人不实,则有关的官吏将被解职,乡正、里乡均流配远方,还规定允许百姓相互告发,若能查出一丁者,告发者的赋役将由被查出者来承担。再度貌阅使隋朝人口数猛增,仅大业五年(609年)“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裴蕴因而更得隋炀帝器重,进拜京兆赞冶,随后又被擢摄御史大夫,与右光禄大夫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内史诗郎虞世基共同参掌朝政,时人称为“五贯’。
    隋炀帝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好大喜功,是个专横残暴的君主。裴蕴任御史大夫期间,巧于附会,善于迎和,断大小之狱,善揣知君主微意,深得欢心。例如,由黎阳(今河南浚县东)起兵的杨玄感反隋失败,裴蕴受命追究其党羽,他严刑峻法,杀了杨玄感部下好几万人,其全家也遭受籍没。司隶大夫薛道衡是隋文帝的旧臣,因上奏《高祖父皇帝颂》而触犯了隋炀帝。裴蕴得知后,便奏薛道衡有“负才持旧,有无君之心”,以及“腹非私议”,“妄造祸端”等堵多罪名,为此隋炀帝下令诛杀了薛道衡。右光禄大夫苏成是有实权的人物,当隋炀帝问他“讨辽之策”,由于他不愿隋炀帝再度东征高丽,想让他知道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消息,便提出“出赦群盗”分兵二路东征高丽的建议。引起隋炀帝反感,裴蕴乘机符合说:“此大不逊,天下哪有那么多的盗贼!”并遣人捏造罪名,想置苏威于死地。后来,隋炀帝念与苏成的旧情,将其三代除名了结此案。
    裴蕴口若悬河,断狱轻重皆他一人之口,“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他唯利是亲,逐渐将刑部,大理的实权掌握在手中,又将御史数量增加到百余人,遍布全国各地。御史们负责监视全国军务,“兴师动众,京都留守”。裴蕴网罗朋党,权势澎胀。他的言行深得隋炀帝的赏赐,官职晋迁为银青光禄大夫。
    隋朝崩溃前夕,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贵族、军阀也乘机发难。隋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和负贲江都(今江苏扬州)宫廷侍卫厅的虎贲郞将司马德戡准备兵变,裴蕴探知消息后,便立即图谋对策,妄图挽救隋正朝的命运,谁知虞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发动兵变的司马德戡和宇文化及火速进京。裴蕴和隋炀帝—起死于兵难之中。
    裴蕴是暴君隋炀帝手下的忠实走卒,他奉迎皇帝,谗毁他人,滥杀无辜,为时人憎恨。唐朝史学家李延寿在撰《北史》时评价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分乎”!尽管裴蕴在历史上名声狼籍,但他在隋大业五年(609年)提出再度貌阅,使“进民户口皆从实”,对当时普查人口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本文作者: 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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