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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


司空图,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卒于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祖籍泗水(属今山东兖州)。不过这个祖籍距司空图本人生活时代恐怕是比较遥远了。泗水是孔子故乡曲阜的近邻,古人又素把“洙泗地”看作是儒学“摇篮”,故而他以自称“泗水司空氏”为荣。至于他的祖上自哪一辈迁居河东虞乡(令山西永济县东)还无以确定,但可以肯定司空图的祖父就已“退居”在那里。
    司空图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吏之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官至郎中。20岁左右,他开始四处出游,以求得到高官名人的引荐。奔波了10余年之后他找到了仕进的机会。时朝廷大臣王凝被贬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刺史,司空图带着文章进谒,深受王凝赏识。不久王凝复任朝廷要职,做了礼部侍郎,并在咸通十年(869年)主持了科举考试,录取了司空图。这一年司空图所作《与惠生书》颇为慷慨地说;“足下某(上敖下且)于天地之间二十三年矣,及览古之贤豪事迹,惭企不暇,则又环颇尘蔑,自知不足为天下之(上敖下且)也。”他直言抒发自己的“平生之志”就是要通过“修平讨原”及于“济世之机”。但在此之后几年他并未得志。乾符六年(879年),宰相卢携被罢免,以宾客分司东都。卢携途径中条山下,曾在司空图住所耽过—段时间,后来两人又在洛阳同游。卢携对司空图十分赏识。第二年卢携复入朝为相,使司空图的官职连有升迁。广明元年(880年), 44岁的司空图已迁为礼部郎中。但就在这一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下了都城长安。长安之乱中,若不是他昔日的一个名叫段章的仆人暗中保护他,大概他连脱身也很难。为了避乱,他躲进了中条山中的王官别业。王官别业距其虞乡旧居有10来里地,为中条山所环抱,山谷清幽,溪水长流,风景很优美。
    长安战乱对司空图无疑是精神上的严重打击。“空将忧图泪,犹拟洒丹墀”(《乱后三首》),司空图是伤心透了。这时他已有归隐不出之想,但还是念念不忘那个流窜中的皇帝。“亦知世路薄忠贞,不忍残年负圣明”(《寓居有感三首》)。光启三年(885年)唐僖宗自成都返京,行次凤翔,召见司空图,命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但为官不到两年,司空图又归隐到王官谷了。“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华下》),如果说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使司空图为唐王朝感到失望的话,那么唐朝廷内部的“奸”与“邪”就使司空图彻底绝望了。其《五十》诗云:“闲身事少只题诗,五十今来觉陡衰。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髭须强染三分折,弦管遥听一半悲。漉酒有巾无添酿,负他黄菊满东篱。”诗人的心境是相当惨淡的。过去他只求“角功利于古豪”(《司空表圣文集序》),现在是“闲身事少只题诗”。他年轻气旺、关心世事的时候不多写诗,如今日渐消沉起来,却以诗来自我慰籍,这就无怪乎他好诗不多了。他同时又有足够的时间来读诗、揣摩诗。其《与王驾评诗书》云:“吾适又自编《一鸣集》”。查考此集是司空图于光启三年(887年)所编,则《与王驾评诗书》当是司空图50岁时所作。其《与李生治诗书》、《与极浦书》也都是后期所作。《诗品》创作的时间很可能更晚。所以说,司空图主要是在后期隐居期间对诗歌理论进行探讨的。
    50岁以后,司空图矢志与官场绝缘。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诏复其旧官,司空图前去朝见,乞归山野。景福元年(892年)拜谏议大夫,司空图仍乞还山。乾宁三年(896年)诏兵部侍郎,司空图索性连朝廷也不去了。“称足疾不任趋拜,致章”。这正是司空图自己所说的“十年三署让官频”(《狂题十八首》)。由于战乱,许多文人学子和官吏到他那个幽处中避难,与他一起“樽前且拔伤心事,溪上还随觅句行”(《喜王驾小议重阳相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长了他的名声;而朝廷闻之,认为在“朝难当兴”之际任用他这种“高士”于朝廷有利,就命之以高官。司空图几次不赴诏,反而名声更大了。在此之后的8年里,他或是隐居王官谷,或是去华阴、浙川等地避乱,“乱离身偶在,窜迹任浮沉”(《避乱》)。67岁时他重修了王官别业,写了篇《休休亭记》,打算在王官谷以尽风烛残年。然而就在他生平最后5年里还冒了两次险。一次是天复四年(904年),司空图被诏入朝。当时,唐昭宗正被幽闭洛阳,朱全忠、柳璨在朝廷弄权,曾一次杀掉朝臣异己者30余人。柳璨之所以要矫诏司空图,是想借助司空图的名声。司空图虽然对其不满,却又怕招致杀头之祸,于是佯称有疾;而且,在朝廷上故意堕笏失仪,显出一副老朽不堪的样子。柳璨知其意不可强求,又诏许还山。另一次是大佑四年(907),朱全忠篡唐之后,诏司空图为礼部尚书,这无非也是想利用司空图的名声罢了。司空图对朱全忠的不满不难想见,自然是拒绝赴任。第二年,即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司空图去世,时年72岁。
    清人王士祯《五代诗话》云:“唐末人品,以司空图表圣为第一,其论诗亦超超元箸”。司空图能在封建社会后期享有那么大的声誉,一在于他自己的“人品”,一在于他所写的《诗品》。总之,为古人所称道的司空图的“人品”有三个地方比较突出。其一是“忠”;忠于国君,忠于唐王朝。作为封建士大夫来说,忠君就是一种美德。“娲女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短歌行》),唐王朝的灭亡就是国家的破亡,司空图想补天而不能,心中因此而悲苦不堪。当唐王朝危在旦夕之时,他人纷纷趋附朱全忠,司空图能先后五次坚辞高官厚禄,最后两次是冒着风险而不赴任,这种气节值得肯定。其二是“义”;在唐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趋炎附势的社会中,为人交友能做到“义”并非易事。司空图早年受知于王凝,为报答知遇之恩而步步紧随,甚至不怕受到弹劾。后来又受知于卢携,被卢携誉作“高土”。他之所以为卢携所器重,所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卢携特别欣赏司空图为人重义这一点。战乱中许多流落奔波的文人官吏到他那里避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为人重义。更为可贵的是,司空图为人讲义气极有爱憎之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曾与宦官田令孜争夺盐池而大战于池苑,后来成为新的方镇势力。王重荣之子曾送给司空图许多东西,“伏腊馈遗不绝于途”,而司空图则把这些东西置之于市,任由市人尽取。其三是正直廉洁。唐末,整个上层社会已是全面腐化,而司空图独能“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净,退隐修德,绝不与龌龊之人同流合污。司空图虽未能像陶渊明那样真心热爰农村劳动生活,未能耕田种地;但他五次辞去朝中大官,绝不与奸邪卑俗之人共事而在乡间“与野老同席”,不也可与陶渊明相媲美吗?元好问就把司空图和陶渊明放在一起来赞美,其所敬仰的正是他们的清正廉洁。
     奠定司空图在文学史上突出地位的是他的《诗品》。这部诗论是对唐人诗歌创作艺术审美的出色总结。对后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极深远的影响。他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辩析各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他所欣赏和倡导的是一种“妙造自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结合他其它一些诗论,不难看出其诗论的核心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数论;其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主要在于它把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欣赏者的形象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揭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魅力所在,“景外之景”与“味外之味”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审美欣赏的过程。这个欣赏过程可分为三个环节:象、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第一个环节是“象”和“味”。这个“象”是第一重象,是指作品所展示出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可以诱发读者进行想象的意象。“味”是从这个“象”中直接生发出来的,是读者不经过审美想象就可以直接得出的“味”,也就是浅一层的“味”。第二个环节是象外之“象”。这个象可以说是第二重象,是欣赏者在获得第一重象之后在头脑中经过想象而获得的意境。第三个环节是味外之“味”,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远在“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它紧紧伴随第二环节而来,是欣赏者经过想象获得意境之后从意境中品尝出来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远而不尽”。一个欣赏者对古诗进行审美欣赏,只有当他寻觅到味外之“味”的时候,他的审美欣赏才算完成,此正司空图所说:“而愚以为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说。丰富和拓展了我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美学范畴,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诗歌艺术的审美理想。


 

(本文作者:朱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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