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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沈


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生年不详,卒于晋泰始二年(266年)。是魏晋著名的才子,政治家和史学家。
    曹魏司马氏专权时,王沈在大将军曹爽的门下做事,为中书门下侍郎。魏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杀害,王沈也就被免职。后又被起用为侍中等职。与著名学者荀顗,阮籍共同主编《魏书》。
    时魏帝曹髦,好学而有文才,常召王沈、裴秀等论学,称王沈为文籍先生,裴秀为儒林文人,关系甚好。魏甘露十年(260年),年仅20年的曹髦,企图消灭司马氏专权,秘密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大臣共商此事。王经认为,司马氏集团集仅日久,应慎重考虑。王沈与王业则密告司马昭。结果曹髦失败被杀,王沈因告密有功,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二千户。对此,史书评论说: “沈既不忠于主,其为众论所非。”其实,这是王沈一贯的观点,他认为曹魏政权,早己空有其名,应该名符其实的得到转变,他并为此做过许多努力。主沈“以才望,显名为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贺秀等,皆与沈谘谋矣。”现在看来,王沈不拘泥于古礼的束缚, 顺应历史发展,他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表现,而“众论所非”是不对的。
    王沈在晋王朝受到重用,出任尚书加散骑常侍,晋为县公。正当王沈被委以重任之时,他却去世了。晋王朝为追念他的功绩,于晋咸宁年间(275—280年)被追封为郡公。
    王沈是一代名流学者,著述甚多,但大都散失。他有《王处道集》,亦称《王沈集》,共5卷,巳佚。《全晋文》中辑有14篇,以及若干语录。还散见在《太平御览》之中。他还著有《魏书》48卷,已佚,但在史学中有重要影响。
    王沈一生很有抱负。他在仕途历程上还是比较顺利,无论在魏末和晋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被委以要职,而身居高位,并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王沈在政治上的主要贡献有两点,—是为国家的统一而努力,二是为民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王沈生逢三国鼎立的时代,但他一直为统—中国而努力。王沈出仕魏国,实际魏国大权在司马氏手中,他时任尚书,并出监豫州诸军事,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在任职期间,他曾提出一系列革除旧弊的施政措施,并贯彻执行,政绩十分显著。后又任都督江北诸军事,魏国晋封他为博陵侯。魏景元年间,魏兴兵征伐蜀汉, “平蜀之役, 吴人大出,声为救蜀,振荡边境。沈镇御有方,寇闻而退。转镇南将军。”在魏景元四年(263年),蜀汉帝刘禅降魏,汉亡,三国鼎立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中国历史趋于统一的进程中,王沈在侧翼拒吴有力,阻止了吴蜀联合,加速了统一的进程。翌年,司马昭自己晋爵为晋王,王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守尚书令。
    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学界政界虚无清谈成风,上层官员均以不视事为高尚。王沈身为学界名流、政界要员,但他不仅视事,而且十分认真。王沈在出监豫州时曾说: “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王沈这番言论,追求政策方面的宽猛相济、刚柔得失的主张,含有一定的人民性,虽具有理想色彩,后来也因无法推行而明令取消,但他探求“善政”的思索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王沈为官以来,廉洁奉公,他死后司马昭追思他的功勋中曾说: “沈素清俭,不谋产业。”所以他敢倡“善政”之言。
    王沈少年时便很有文才,进入仕途后,仍以其才望,显名于当世,成为一代社会名流,在当时很有影响。现从史籍及其遗文考察,他对学术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他在史学方面,由于其著作大都遗失,看不到其全貌,还缺乏史论体系。但他在史学方面有两点成就,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点是他著述了一部《魏书》;一点是他在吏论中持非正统的观点。
    王沈所著的《魏书》,原准备与荀顗、韦诞,应璩、阮籍,孙傅玄等共同撰写,后来他独立成书,记三国时曹魏史事。但王沈的《魏书》与龟豢的《魏略》,则是陈寿为撰写《三国志》之《魏志》的主要参考资料。王沈原书有些文字是秉承司马懿京旨而为的,陈寿又为晋臣,不敢擅改原文,因此他所写的《魏志》多有失实之处。陈寿辞世百年之后,裴松之为其《三国志》作注,注中大量引用了王沈《魏书》的资料,就以《武帝纪》,即曹操传而言,引用之文即达37条之多,其中最长的一条达千字以上,全书中引文最长的一条近2000字。这些事实说明,王沈的《魏书》,对陈寿《三国志·魏志》反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之成书,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王沈在史学方面有独到见解。他虽然对黄巾军贬称为“贼”,但却敢于记载其致曹操书曰: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并说黄巾军“兵皆精悍”,使得曹操“举军皆惧”。这些记载都是不易之笔。他写《魏书》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时,他对司马氏的叙述,虽因迫于压力,有曲笔之举,但他就在此时,既不以汉刘之统为准,也不回避司马氏之嫌,直言曹操伟大,推崇可谓备至,他认为曹操是军事家, “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致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又说曹操是位文学家,“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主管弦,皆成乐章。”还说他“知人善察”,“与群下共之”, “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等等,—言以蔽之,曹操是个“才力绝人”之士。王沈对曹操的评价,不仪不避晋王朝统治者的猜疑,而且比那些占主流的扬蜀抑魏的史家更忠实于历史,其反正统吏学观念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王沈一生的活动及其思想观点,是重视革新,赞扬社会改革;重视辩证思维,提倡对事物进行具体研究,这对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的进步,都起了积极而有益的作用。
   

(本文作者:魏宗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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