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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


尉缭,即尉缭子,战国时魏(今晋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人。著有《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为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的推崇。该书同吴起的《吴子》,同为三晋最著名的古代军事思想家的代表作。
    史籍记载,尉缭是魏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从《尉缭子》一书中所叙的内容中,有两则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是《尉缭子》的《天官篇》第—句话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日”的字句,说明《尉缭子》一书,是尉缭与魏惠王讨论军事学中,尉缭陈述对战争观看法的一个纪要。从谈话内容看,他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二是他在书中两次对魏国政治家、军事家吴起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 这两次事实都见于《武议篇》,其一是说,吴起与秦军作战,就睡在野外田埂上,只用树枝掩盖以遮蔽霜露,与士兵共苦,不自以为高人—等;这里说明尉缭赞赏吴起在军事学中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反映出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的意义;其二是说,吴起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有一人自持其勇,不听命令就斩获敌人两具首级而回。吴起对此一面肯定其勇,有本领,一面根据军令处斩,表现了他执法严明。从中可见,他期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还有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有—大梁人尉缭”的字句,大梁虽为魏国的都城,实际上是说尉缭是魏国人。由此可见,尉缭是三晋魏人。
    《史记。泰始皇本纪》说,在奏始皇十年(前237),有—大梁人为秦始皇统一六国献计献策,“秦王从其计”,并被封为高级军职“国尉’。近人据此认为尉缭曾为秦始皇任职,并著有《尉缭于》—书。这条记载肯定了尉缭是魏人,这是对的。但他不是秦始皇时的尉缭,而是魏惠王时的尉缭。从时间上看,从梁惠王到秦始皇,时间相距百年,就以梁惠王卒年(前318年)到秦始皇十年 (前237年)之间,就达82年之久,因此魏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尉缭不是同一个人。从其思想主张上看,粱惠王时的尉缭,主张振兴魏国,赞扬吴起等人制秦时有将才,因此主张以农养战,修法令,明刑赏,任用贤能,反映了六国奋发图强的要求。这些思想与主张,不可能是秦国魏缭所能为的。再看秦国尉缭向秦始皇进言,却与此格格不入。如说:“愿大王毋爱财物, 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看起来这个人是主张搞阴谋的。这些主张在《尉缭子》一书内容中,根本找不着影子。《史记》多采《战国策》,在其《秦策》中有一名顿弱者,其人向秦始皇献策的内容, 与《史记》中尉缭所言极近,或为司马迁所疏忽,亦或流传中致误。《隋书》关于“尉缭,梁惠王时人”的说法是可信的。
    此外,近年台湾出版的《尉缭子今注今译》中有两则引文中有尉缭齐人之说。其一“《辞海·尉缭子》条说:《尉缭子》书名,凡五卷。周尉缭撰。续,战国时人,不知其本末,或日魏人,或曰齐人,鬼谷子之弟子。”其二、武学书局本《尉缭子兵法序》说:“尉缭子,齐人也,史不记其传。”这两条引文都有尉缭齐人之说,不知其所本,附于此,供识者参考。
    明代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刘寅说: “尉姓,缭名,子者后人尊而称之也,魏惠王时人。”还说:“现惠王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其不用此人电明矣。次是庞滑用事,嫉贤妒能,诱孙膑刖其足而黥之。恐此人—见惠王而即去,今不可考矣。”查《史记》载,魏国在前324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此后各派人物云集大粱,“邹衍,淳于髡、盂轲皆至粱。”尉缭可能就在是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其书就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令人不解的是魏国招贤,应招者纷至沓来,却未得见用。也许如刘寅所说是由于“庞涓用事”所造成的恶果吧!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尉缭一生本末,史籍载之不详,但他是魏国(晋南)人,著有《尉缭子》,则是清楚的。
    尉缭的军事思想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微观军事学的内容,包括纪律条令、队列条令、训练规则,各级人员守则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他特别重视对战略方针制定和战术施行细则的》制定,指出对战略战术的制定,必须有决策的依据与程序。重大战役方案的决定,修正、变动,都要在主帅主持下,在有关将领参与下郑重研究,不得草率行事,更不得个人没有根据地擅作一切命令。一切重大决定的制定,必须在国家级的庙堂中进行,以示庄严。一旦制定作战方案,施行将领有权独立执行, 确保完成。二是宏观军事学的内容,他认为战争不纯是一个军事问题,单靠军队是完不成战争任务的,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他深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国内政治不稳定要设法避免战争。在特殊情况下,对敌大举入侵而迎战、出击时,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在国内取得妥协,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外。他还指出经济条件是进行战争的物质保证,战争的规模,战争时间的长短,却要根据经济力量为依据,如果不具备物质条件,但仗又非打不可,此时应尽速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同时要严厉惩处乘机发战争财的人。加强市场管理,严格财政监督。因为他认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仅直接决定战争的物质力量,决定军队装备的素质,而且决定社会政治的安定。因此他认为将校不仅需要具有最佳的军事素质,而且需要深远的政治远见。
    尉缭的战争观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为正义而战的战争观。尉缭指出:“凡兵者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战国则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尉缭在这里指出,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举兵的原则,必须是为正义而战,绝不能进行掠夺他国财富的强盗式的战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将战国时期的战争性质,概括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本仁义”的正义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是立足于自卫的原则。第二类是非正义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张领地,图谋掠取它国的财富,破坏社会生产秩序,所以是不义的。第三类是“相图”性质的战争,就是相互攻占、相互掠夺,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图谋对方的领地和财富,因而都是非正义的。尉缭认为在当时各国交相攻战,唯力是尚,因此应该积极整饬军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用以抗敌.图存、立威。所以他的结论是:“故兵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废兵也’。
    二是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尉缭指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敌众我寡,敌据有利地势我占不利地势,敌装备优良我装备不良等等,都要牢记保存自己的力量。 “损敌—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我甚焉”。因而绝不为之。为此,他提出种种策略原则,以图使自己的损伤减少到最低限度,敌人的损伤达到最高程度。首先他认为要注重“以智使力”的方法,他认为大至万人以上的战役,小至百人以下的战斗,都应充分发挥将校的指挥作用,同时要调动兵士的主动精神,没有士兵的积极性,任何战斗都无从谈起。就是说从统帅到士兵,都要齐心协力,用智斗勇,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损失,为获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其次,他指出纪律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因此他认为严格执行军制、军法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将校在内的一切成员,都要遵守“常令”、“常法”,使军队处于整齐划一,进退有序,威武雄壮的精神状态中,保持高昂土气。这样便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保证。“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而失败就是由于‘亡在无所守,危在无号令。”他对违背国家政策者斥为“国贼”,违背军法者斥为“军贼”,主张对这些人绝不留情,严惩不贷。他还指出为此要赏罚严明,提出“刑上究,赏下流”。要“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样可以“杀一人而三军震”,“赏一人而万人喜。”主张法不阿贵,重处上层违法者,重赏下层有功者,其目的仍是为了整军、治军,夺取战争胜利。尉缭认为战争首先得战胜自己,然后方可应用正确的战略策略,依凭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无敌于天下。尉缭深深懂得,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兵力的较量,而且也是智慧的较量,胜利者是属于有智有勇,智勇统一的军队,突出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性。
    三是“用智使力”的理论思维基础。在古代兵书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论“用智”。从哲学意义分析,它们都具有丰富的理论思维内容,即唯物论和辩政法的方法论。《尉缭子》一书中,更具有这方面的特色。《尉缭子》一书中,吸取了儒、墨、道、法、兵诸家的精义,总结古代兵法并根据魏国经济发展,政治不够稳定,又处四面受敌的不利形势立言立论的。因此这部兵书,既有普遍性意义,又有特殊性特点,这一切都是他思想中唯物论思想的体现。特别是他指出经济条件是战争的基础,政治是战争的保证,这是他运用唯物论分析的结论。
    尉缭思想中充满着辩证法。例如他认为战争的性质,就是义与不义的统一,因为义兵是由于有不义之兵出现的。同时他肯定地认为, “大伐有德”者, “争掠易败”。他对军队内部的关系,置于矛盾运动中分析,将帅与土兵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良将精兵的组合,才是最洼军队。他特别重视将领的军事素质的要求,以及个人品格的修养;同时,他也很重视士兵的军事素质,并认为只有“富民”,才有强兵,百姓无生路,土气便会低落,便会“伤气败军”。他还指出必须尊重士兵的人格,要与士兵同苦,只有这样才能军心安,士气旺,他们才能掌握好军事技能,”英勇杀敌,克敌致胜。否则即使侥倖获得胜利,也是难以保持的。 尉缭最重视矛盾转化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矛盾转化的关键,是要有这种转化的意识,因为他认为,缺乏转化思想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自觉行动。同时,他还强调转化的整体性意识,对于军队来说显然更为重要。例如他认为在改变军队不良习气,增强将士素质的同时,必须采取措施,全民总动员,增强一切为战争胜利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救亡图存,转危为安。对手具体战役,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了。他指出“必死则生”的命题,在部队处于极其不利的形势中,只要充分发挥全体将士的主观能动性,便能由死转化为生,由濒于失败而转化为临于胜利,关键是创造转化的主客观条件。
    值得重视的是,在尉缭的辩证思维中,具有丰富的逻辑思维的内容,含有系统的判断、推理的内容,他断言:“曲谋败国”,只有正确的谋划,才能得到胜利。这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辩证法的意识,以及“以智使力”的智力战争观,这在古代兵书中是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
    《尉缭子》一书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中也有广泛的影响。书中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和《唐太宗与李靖问对》。见于记载并明确使用《武经七书》这一专用名称的是在宋代。宋元丰十年(1080),颁布七部兵书为教科书,是为《武经七书》,奉为兵书的经典之作。自此之后,《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而流传,它是我国冷兵器时代军事学的代表作,超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然是战略,战术上不可违背的规律,成为研究现代战略、战术的参考资料。《尉缭子》也随之成为兵家必读之书。
    在1972平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尉缭子》残简,考古学家断定此墓为汉武帝刘彻初期,自然《尉缭子残篇》是西汉前期的传本,说明今本《尉缭子》在西汉前便已流传。而原通行本《尉燎子》,经过《尉缭子残简本》校订,就更接近于原貌了。
    《尉缭子》一书,以其具有的三晋文化的特色,既体现了传统兵学的基本理论,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广泛的适用性和现实的借鉴性,从内容上超越了军事学的范围,在时空方面有较大的跨度,其中许多精彩的见解,不仅为中外兵家所重,也是研究三晋文化及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识者所珍视,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

(本文作者:魏宗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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